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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16

杨敏:我的老公何晓波-广东劳工NGO案

小伙伴们说,要趁晓波不在,都念叨念叨他;这几天,也总有朋友打听他的八卦,说网络上,没有完整的何晓波。
我想,要聊晓波,怎么也不能缺了我。只是,我对时间这个神奇的事物实在不敏感,每次被问到年龄都得先算算,还给搞计划生育的写错过结婚时间。所以,我的记叙里,可能只说事,不会有太多“时间”。

我们是在一次“全国劳工NGO交流会”上认识的,地点北京,时间大约在冬季。那时候,我刚在“宣记”入职不久,试用期未结束,没想过出差学习的申请能通过,更没想过,会因此认识晓波。
交流会上很大一部分内容是机构分享,我当时只认识我同事、只知道“宣记”和主办机构是谁,可能是大家的分享对新人来说抽象了点,大部分我都没什么印象。但晓波分享的内容,我至今还有记忆:他自己、妻子工伤后抛妻弃子的丈夫、他救下的欲跳楼的工伤女工(好吧,晓波,很抱歉,我想你当时一定是在论证什么,只是现在我只记得案例了)…
那是很好的第一印象,我觉得他风趣、做的事情实在、说话大胆、傻…只是我只记得他的手,没记住他的脸和名字。
我们之间的第一句搭讪,他拍了拍我:“哎~你怎么那么瘦?”我没办法回答他的问题,因为我没有答案。但从那以后,我知道他一直坐在我后面。于是,我发现了他很多优点:他会讲所有人避而不谈的话题、精力充沛、嗓门大、声音好听、普通话标准(相对而言)、傻(除了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其他几个可忽略不计😄)。
我不喜欢扎堆,即使在人群里都会刻意边缘化自己;他跟全世界都自来熟,再大的圈子都能混成核心。可那几天,他常常都在我身边,给我讲做饭老汉的故事、带我偷玉米…
他让我误会他比我还小一岁;装作很随意,但明明很在意地问我是不是广西的。我有点失落,我一直认为我会和一个大一轮的男人结婚,所以在某天知道他真实年龄时,一点儿都不夸张,我真的很开心;我告诉他我是河北的,他眼睛闪过一道光,后来才知,他的前妻和前女友都是广西人,他也一样,心里装着“宿命”,他以为自己逃不出。
事实上,我们大相径庭的性格和喜好,中间还有他和前妻的女儿妞妞(妞妞看了不要多想呀,谁让他是我们共同的男人呢),让以后的相处也常常很累很无力,摩擦不断、无奈连连,但是我想他和我一样,心里很清楚,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分开,在我眼里,他就是家里的头,就是我的头,正如 父教导的那样。
说回当年,我们约会,要忍受他停不下来地接电话,我休息时到佛山找他,也要陪他工作,那时候他是一群志愿者环绕的光杆司令,机构就他一人。有一次,我和他、还有一位律师朋友去劳动局打印某工厂的工商登记材料,值班的帅哥推说他没有权限,要领导回来才行。我第一次看晓波和律师一唱一和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同人周旋,帅哥要顾及面子,最后答复请次日来取。是的,我也清晰地意识到,老百姓办事不仅需要掌握足够的法律知识,还要有策略,如果你都没有,很抱歉,或许只能尝试下耍赖皮了。哦,对了,这条不通,听说刑法修正案以后会把在政府机关帅赖皮规定为犯罪了。
后来,我被调到广州,我们的空间距离一下子被拉近,但因为工作太忙太累,我并不太关心他的工作。只记得那段时间他在关注社会保险法,当时有中大两个研究生跟他一起制作各种宣传资料,貌似那是《社会保险法》实施前后,在以后的相处中我逐渐了解,晓波一直追随着时代脉搏,并能精确从中捡出和工友息息相关的信息。
我们曾一起参加怡雯的“应用戏剧导师工作坊”,我当时工作领域是流动儿童,我也一直以为自己很热衷于儿童工作,但在最后的戏剧创作中,我选择了晓波的工伤组,不为什么,只为我喜欢他。我清晰记得我们的教案是关于工伤工友情绪管理的,名叫“隐形的翅膀”,探讨工友遭受创伤后面临的各种情绪困境,包括自我认同、家庭关系、维权过程…演出过程中,很多工友失声痛哭,我很震撼,心里默默地说:哭吧,哭出来吧…
后来,晓波说,要把这场戏演出一百场,截至今日,唱出场次为:1。
在那之后,他和一位大学老师开展了一期关注女性工伤者的戏剧工作坊,我是那时候了解到工伤工友是如何在他那里得到心灵修复的,只有三个字—在一起。
有位志愿者对我说,他一直在想,晓波脾气那么差、办公室那么小、不温馨、不规范、乱七八糟,为什么工友们一进去就不想走,有时候赶还赶不走…他说,他觉得答案是那里让他们感到舒服,高大上的东西反而让他们不敢靠近。晓波貌似从来没有时间反思他的工作,所以,我们都只好“自己认为”,所以,我也认为他那个曾经十平米左右、如今被逼迁、小小破破的办公室里,有最懂工伤工友的东西,“被理解”绝对不是专业名词“共情”可以诠释的意义。
所以前几天,我接到她们电话,说她们可以随时过来解救晓波,只要我们说话,做什么都行。我心想,你们要做的,就是让自己平平安安。晓波在工作中传递出来的,不一直都是这个吗?
他关注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职业病民事赔偿,长达几年,并且得到了令他满意的结果。我是后来才摸清他的工作脉络。他有一些很有社会反思能力和社会使命感的媒体朋友,他每筹备一项工作前,都会先把媒体资源联络好,并且和他们达成共识,在具体服务中,再针对性地从求助工友中筛选适合的案例,持续地、形象地把一批人甩进历史的眼睛,向社会揭开那个仍然有改善空间的领域。我印象中,有一篇很大幅度的报道,说的是晓波在法庭上拍案而起,求法官判“败诉”,因为他们的案主身体撑不了多久了,如果再被拖下去,可能没有上诉的机会…晓波说,他们的努力,让他们在2012年(好像是这个时间)看到了结果,法庭支持了他们关于职业病民事赔偿的请求,他说,一个法院这样做了,其他法院也会,等着接下来的转变就好了…
他用同样的策略关注的另一个需求是“老年工伤”,因为这一块在法律中缺失,导致最难找工作、因此做着相对更不理想、更易遭受工伤的工作的老年工伤者权益难以获得保障。没错,他对他们工作的成效还算满意!
除了这些,在社会影响层面,我知道的还有各种调研、戏剧演出,很多我都有参与。他也曾尝试过研讨会和摄影展,不过都被叫停。
业内人士对晓波工作的评价都是“比较温和”,他一直希望把法律的理性带给工伤工友,因为他知道遭受创伤后的心理状态,他知道工友的利益不仅仅包括他们应得的赔偿,他更知道理性维权的意义,只有它才能让他们不要再次被伤害。
他没有参与、鼓励过工友群体事件(集体案件除外),没有教唆过工友偏激行为…相反,有工友和他商量罢工、堵路之类时,他一向很粗鲁地制止,很粗暴地分析后果…只是很遗憾,佛山不这么认为,任何一期群体事件,他们都会扯到他身上,好吧,我真的不敢说一个城市无知、自我感觉良好的文明是如何被造就的。我很想问问佛山,你们确定知道,晓波为你们的文明,拦下过多少你们眼中的事故吗?
我很幸运,能够为晓波工作。那一年,我在“宣记”的项目临近结束,我在“宣记”做得很累,除了服务对象外,一切都让我很累,我辞职前,本已联系好一家支教机构,决定去大山里和孩子们待上一段时间。没想到,晓波机构突然缺人,因为喜欢他,我只好留了下来,“宣记”前同事说,那是 神的意思,因为我之前去支教的决定,并没有得到晓波支持,只是随性而为。
过来之后我才进一步知道晓波的机构完全是放养状态,他几乎没有规范。我花了很多时间给他建立机构规则,你们一定知道都是无用功,他心里根本不当回事。好吧,我有时只能想,也许他是对的。他的机构做着别的机构不敢做的事情,自由自在,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吗?
只是,写到这里我就想抱怨,我的钱都被南飞雁套走了,我垫了那么多、那么多,每次垫完,当时那个同事都说句:“你自己找晓波报吧!”呃!
今天,我也很想在这里和大家探讨一下“社工”,因为最近我的家庭深陷困境,我有了更深的体会。
晓波曾经跟进过一个职业病个案,他和他妻子非常信任晓波,一直到他去世,南飞雁都有人陪伴,到现在,妻子每年都会来家做客一两次。专业的社工做不到,他们有各种理由和案主保持好那个很得体、很有分寸的距离。因为觉得自己不专业,曾经晓波也认为他只能给予这个家庭法律以及维权的支持,无法及心,于是,他为他们联系了专业医务社工,但得到案主的反馈是:她总是要跟我聊天,聊的那些我都不想说了,我只想睡觉。后来,晓波一直强调:“我们是最专业的!”呃!我说多了!原本我想发表下总结陈词,来回应“探讨”二字,我还是把自己打住吧,说多了都是“罪”!
写不下去了,我是想要文字温暖一些的!
我怎么就写不好我老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