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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1-21

广东劳工NGO案 沉重的忧伤:对中国政府打压劳工NGO的感思

文:一凡 作者为劳工研究员
2015年12月3日,活跃在珠三角地区的多位劳工NGO工作人员接连被捕,所涉罪名包括“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和“职务侵占罪”。听闻此讯,震惊与悲痛交加,虽然对于严厉的打击已经有所预判,但是却未料到来得如此迅猛。经过几日的思考和观望,一种越来越沉重的忧伤袭上心头,无法纾解。近几日不断有同仁呼吁发声救援,其中也有尖锐的批评和指责。笔者多次想提笔写点什么,却因忧郁之深而未能成文。
有朋友说,这次事件的“完满解决”只能靠奇迹。我基本认同这种判断。不管怎么解读“完满解决”,无论是全部无罪释放还是劳工NGO的工作模式获得肯定,都只能寄希望于奇迹。
在过去的几年中,当局对劳工NGO的压力从未停止过。今年以来,甚至有“只要是劳工NGO参与的维权事件,一律沉重打击,绝不允许成功”之类的消息传出。以法治的路径终结日益活跃的劳工NGO,在依法治国的口号和方略之下,似乎是应然之选。至于是否成功,在有特色的法治国家,实在难以预料。我想,只要不计代价,当局一定会成功。让笔者忧伤的是,就算没有获刑,劳工NGO改良式劳动关系的改革路径也基本上被封死了。
在对劳工NGO的打压逐步加强的同时,当局对社会多元化声音的压制也在逐步加紧。女权行动派、激进环保主义者、维权律师、良心学者、进步官员、社会活动家、底层抗争精英,统统在压制的打击范围内,而且束缚之网越来越紧越来越密。过去几年积累起来的抗争经验、抗争模式被一一解构、破坏,尤其是网络舆情监控和信息传播堵塞,基本上将各种抗争围堰成一个个独立的互不相干的单元。通过控制对方资金链条和增大己方网络信息投入压缩挤占多元社会的活动空间,最终目的是彻底铲除多元化的社会声音。
在上述打击对象中,劳工NGO的工作者可谓是最“危险”同时却又最“脆弱”的。最“危险”是因为当局从自身的历史出发理解“劳工组织”,对劳工NGO的功能和意义存有先入之见,将其定性为“危险的敌人”;最“脆弱”是因为这个群组力量太薄弱:不仅规模小而且对信息时代抗争工具的掌握程度远远不够。当然,最关键的“脆弱”之处是他们并不像“工人阶级先锋队”那样去组织和依赖工人群众。假如他们能做到这一点,比如说在遭遇当下打击的时候可以轻易动员上万支持者,那对于他们而言是幸事还是祸事呢?
如果读者了解劳工NGO的工作方式、工作内容,一定会轻易看得出,他们的工作对于党国绝非威胁,甚至可以说是模范国民。笔者曾经给不识一字的老母亲讲过这些,老母亲的第一反应就是:“那这些人不是好人么?为什么要抓他们呢?”笔者也不知道为什么,笔者曾无数次自问,把劳工NGO消灭了,接下来的劳动关系乱局,当局如何应对呢?
美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劳动关系转型路径一直让国内学者艳羡不已,在由下而上的压力持续不断冲击着统治合法性的时刻,从上而下地承认工人的结社和罢工权利,同时以立法方式保证权利的实现。我们国家正面临着一场史无前例经济衰退和劳动关系大乱局,劳工NGO一直以试验者的角色探索国内劳动关系集体谈判的可能路径,而且已经积累了大量成功的经验,对某些深层次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都有研究。这个时候把他们都逮捕了,看来是要绝了美国新政那条路。
那么,当局要怎么做呢?这是笔者最忧伤的地方。当局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哪怕做错了也要任性到底。你奈我何?作为平民,我们还能怎么做呢?所有自下而上表达、抗议和谏言的路径都被从上而下的堵死了。所谓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必然有一个接口或者交叉地带可供上下意见沟通。既然不想沟通、一意孤行,那我们只能看着你折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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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
自12月5日以来的打压日志:https://goo.gl/wUXP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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